李云天离开紫禁城的时候夜色已深，在车上不停地打着哈欠，今天他可累得够呛，白天“收拾”那些心高气傲的军汉，晚上又陪着宣德帝批阅了大半夜的奏章。

或许是年龄相近原因，再加上两人曾经在济宁府“共过患难”，宣德帝与李云天的谈话很随意，而且两人有着不少共同语言，对事物的看法也异常相似。

因此，在谈论完了那道密奏后，宣德帝就问起了李云天对桌案上那些奏章所奏之事的看法。

年轻的宣德帝与洪武帝、永乐帝和洪熙帝不同，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投入到批阅奏章这种枯燥的事务中去。

可内阁却不会因为洪熙帝没有精力就减少上陈的奏章数量，因此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奏章从内阁转来请宣德帝批阅。

洪熙元年的时候，内阁的权限还没有后世那么大，内阁的阁员们可以在小事上陈述自己的见解，用小纸条贴在奏章上面给宣德帝看，可是那些大事还是要宣德帝自己来拿主意，请宣德帝朱笔御批。

毕竟，即使是大大提高了内阁地位的洪熙帝，面对朝中大事的时候还是要自己乾坤独断，最多召集内阁阁员来进行商议。

如此一来，宣德帝每天都要花费不少时间在批阅奏章上面。

尤为令宣德帝感到郁闷的是，那些被内阁阁员注释过的奏章上的处理意见基本上都符合他的心意，再怎么说内阁的阁员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臣，处理奏章上的事情可谓手到擒来。

而宣德帝对那些被内阁阁员注释过的奏章，通常都是在看阅完之后直接批示按照内阁员的主意去办。

至于那些上奏了大事的奏章，宣德帝时常要召内阁的阁员以及相应部院的堂官来商议，因为这些阁员和堂官很显然要比宣德帝精通奏章上所上奏的事务，到了最后拿主意的通常是阁员和堂官们。

这种事情日复一日地上演，宣德帝岂会不感到心烦？在他看来内阁的阁员们就能将这些奏章处理好，何苦让他还要再受一遍累。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宣德帝是大明天子，自然要牢牢把握住奏章的决断权，否则的话内阁岂不是要将其给架空了？

今天李云天既然来了，那么宣德帝顺手就把他抓了壮丁。

宣德帝这样做并不是心血来潮，李云天在湖口县干过一任知县，又时常查京城各大衙门的帐，故而无论是京城各大部院衙门还是地方府县的事情都清楚，在他看来正好可以给他解忧。

确实，李云天也没有让宣德帝失望，看完了那些奏章后侃侃而谈，听得宣德帝不时地点着头，对他的见解非常满意，御笔一挥就在那些奏章上按李云天的意思去处理事务。

因此，直到批完了桌案上的那些奏章李云天这才得以脱身，赶回军营继续去“修理”那些军汉，路上的心情有些沉闷。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司礼监的太监在宣德时期有了在奏章上代替皇帝批红的权力，虽然现在宣德帝还没有将批红的权力交给司礼监的太监，但是已经开始有了这方面的苗头。

晚上的时候，那些奏章就是在边上伺候着的金英读出来，而且是挑重要的内容说，把一些无关紧要的言语都省略了过去。

李云天惊讶地发现，当他向宣德帝建言的时候，金英驾轻就熟地就把下一本奏章上的核心内容挑选了出来，很显然是经常给宣德帝读奏章。

如此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件事情，宣德帝有时候会征询金英的意见，而金英有时候也会应宣德帝的要求陈述自己对奏章的见解。

金英从宣德帝小的时候就在他身边，是宣德帝最为信任的宦官，否则的话也不会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因此金英很清楚宣德帝的喜好和性格，对那些奏章的见解绝对符合宣德帝的心意，这就使得宣德帝对金英无形中产生一种信赖。

很显然，当宣德帝对批阅奏章的事情彻底感到烦躁的时候，不会将奏章的决断权交给内阁的阁员，那么在他身边唯一能用上的人，也就只有宫里的那些宦官。

尤其是值得他信任的那些太监，例如金英，以此来帮他分忧。

在皇帝们的眼中，宫里的宦官与家奴无疑，而朝堂上的那些文武大臣则是外臣，里外有别，当外臣用不上的时候自然会重用家奴。

虽然李云天认为宣德帝此举违背了洪武帝内侍和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但既然永乐帝都已经往地方上开始派遣镇守中官，那么宣德帝重用宦官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朝臣们也不会进行反对，毕竟永乐帝已经开了先河，有先例可循。

李云天坐在车里闭目养神，今天从宣德帝那里得到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他要好好理清一下脑海中的思路。

马车在寂静的街道上穿行，沿途遇到了两队巡夜的兵马司军士，见马车周围有十几名骑着马的护卫，立刻知趣地闪在了一旁。

很显然，车里的人绝对与京城的那些勋贵有关，因为那些护卫身上穿的服饰是京城勋贵家中的亲兵特有的。

作为大明执掌兵权的大员，朝中勋贵的府里都有人数不等的亲兵来看家护院，战时这些亲兵会作为军人上战场保护那些勋贵的安全。

登基为帝后，永乐帝对追随他靖难的勋贵青睐有加，故而允许勋贵的府上拥有一定数量的亲兵作为护卫，从数十人到百余人不等，并且规定了公、候、伯三级勋贵亲兵服装的制式，以示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