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是不反王学的，相反，他他很清楚，阳明心学乃是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禁锢的最佳利器，是这个时代思想变革、社会革新的最佳助推器。这种信心不是来自主观臆断，而是他知道后世每一次社会变革之前，必然会掀起阳明心学的热潮，中国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全都是革新派人士与传统官学相抗衡的力量源泉，这不是偶然，而是因为阳明心学有着反对禁锢、解放思想、追求自我的现实意义。

在心学兴起以前，国朝的社会思想，是程朱理学一统江山。而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将纲常天理化，把‘三纲五常’当作世界的本体，要人们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自身行动的准则。受这种纲常名教的束缚，在一百多年时间里，社会等级森严、异常沉闷，人们受到沉重的精神压迫，造成了思想上的僵化、学术上的空疏、道德上的虚伪，乃至对整个社会的禁锢。

而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初衷虽然和程朱理学一样，都是为了以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但他所提倡的‘良知’毕竟是发自主体内心的道德意识，从而否认了用外在规范……也就是三纲五常……来管‘心’禁‘欲’，这种强调自我，主张以自家的‘心’去认知外间事物的学说，无疑是‘灭人欲、从天理’的程朱学术的死对头，在解放思想，张扬人性的作用方面，甚至要比西方早些时候发生的文艺复兴，更加彻底和坚决的弘扬了人文精神。

这对社会进步有何重要作用呢？首先，心学强调自我认识，重视人的价值，就是提倡以人为本，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二是，张扬人的理性，反对封建礼教对个人理性的贬低。在阳明心学之前，无论是黄老还是孔孟，都提倡‘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是以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以贯之的主张愚民，而阳明心学却主张‘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在道德人格上人人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三是，在追求精神升华的同时，也肯定了对物质的追求。针对当时许多士人经商的现象，理学家们自然是大加谴责，但王阳明却指出经商如能尽心修身‘致良知’，那么与‘业儒致仕’无本质区别。无疑，这种思想为人们从事被传统轻贱的商业，提供了正当的伦理依据。他的弟子王艮所创的泰州学派，更是提倡‘百姓日用即道’，为商人治生经商的正当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保障，使经商不再是末业和贱业，而是道之所存，光明正大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因此有了儒家伦理的充分肯定。

所以无论从解放思想，还是鼓励工商来看，阳明心学，尤其是主张‘百姓日用即是道’的泰州学派，都极具弘扬价值。高举阳明心学这面大旗，是沈默很久之前便定下的方针，所以他才会修阳明公祠，才会孜孜不倦的钻研心学各流派的著述。

但为何心学有这么多的进步之处，却没有挽救大明走向灭亡呢？因为心学发展下去，后学者们一味否定程朱理学，继而连带孔孟儒学也一并摒弃，放弃了儒家本身提倡的‘经世致用’和‘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只知谈心性、参话头，形成了终日清谈的空疏学风。心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也都遭到了厄运，人人都去高谈阔论，再没人人肯埋头研究了，各个领域几乎都形同荒漠。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创书院以聚徒，而官学几废；著语录以惑众，而经史不讲。学士薄举业而弗习，缙绅弃官守而弗务。后来到了万历年间，竟出现了政府岗位严重缺额的罕见现象，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怪不得张居正后来要禁毁天下书院了。

甚至连社会道德也沦丧了，人人打着‘贵乎自我’的旗号，实际自私自利，只知自身享乐，毫无爱国之心，更无牺牲精神，这才让泱泱大国，亡在了流贼、建奴的手下……说大明亡于心学有些过，因为那毕竟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但王阳明确实也难辞其咎，他的‘心学’核心是良知，作为本体表现为先天之知。他说：‘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也就是说，‘人心无不知’，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王学理论中，无需求证的必然前提，并非由后天的经验综合而形成。

这种界定和推论在逻辑上的合法性颇成问题，但在阳明心学中，却被用来说明心与知之间的逻辑关系——既然‘人心无不知’，既然‘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那当然不需要对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只要对本心，只需要整日枯坐高谈，辩而论之，修炼心性，便可穷究世界本源，继而成就圣贤……这与禅宗多么的相近啊。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而阳明心学，正是人类唯心哲学的顶峰。

事实上，即使是王阳明本人，也因为片面地、无限夸大‘心’的作用，而使自己陷入了禅宗的泥坑。如果说，在心学形成的过程中，他还没有完全摒弃‘事功’思想的话，那么到了晚年，已经明显地表露出虚无主义的倾向……连开山宗师都如此，他的信徒们哪有不沦陷的道理？

要想摆脱这种宿命，跳出虚无主义的窠臼，唯有否定这种‘人心无不知’的先验论，所以沈默巧妙提出了‘心无本体论’，意欲用这一命题说明，人心本来不具备任何道德与知识，想要获得知识、提高道德，必须充分发挥心的认识作用，通过不同的途径去认识，通过实践与思考相结合把握真理。还进一步提出了‘功夫即本体’，更是把道德和知识界定为后天学习和践履的结果，否定有人可以生而知之。

这是对王学虚无主义的修正，消除其唯心空谈的不良影响，使其化为‘经邦弘化，康济艰难’的经世之学，继而提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更需於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实际上与永嘉学派的‘实学’有同工之妙，却又有本质不同，因为他并未背弃心学……沈默的‘心无本体’与王阳明所谓‘心无体’，有同根相生的意蕴，沈默并不否认‘心’作为本体存在的地位与价值，但要求学者不可将‘心’视为脱离万物的绝对存在，而应看到作为天地万物本体之心，是‘变化不测，万千不同’的。这样就把对心学的研究重点从‘致良知’，转移到‘用功夫’上，所以欲领悟‘一心’之本体，必须以‘功夫’去穷‘万殊’之心，惟有‘功夫’实在，方达到对心本体的把握。在功夫与本体合一的前提下，重功夫而不废本体，实现了对内自省和对外实践的统一，比较圆满地解决了功夫与本体的辩证关系。

这样一来，沈默的新学说，既继承心学的优点和长处，又摒弃了其缺点和短处，且仍然在心学的范畴。只是在沈默这里，心对道德和知识的认知，不再是先天的前提，而是后天学习和实践的结果，这样除了可以消灭虚无主义，批判脱离现实之外，更为吸收别派的优秀思想，以及未来大力提倡科学，创造了足够的理由。

沈默在灵济宫的讲学，意味着王学又有新的一脉诞生，沈默将其称为‘实心学’。这个学说体现着浓重的沈氏风格，那就是八面玲珑，老少咸宜，竟然各方各面谁也不得罪，且都觉着很不错。

对于心学北宗来说，他们本身就是以‘泰州学派’为主，而泰山学派就是沈默口中的‘功夫派’，沈默的实心学虽然同时说‘本体派’和‘功夫派’的不是，但听起来更倾向于‘功夫派’，而且他的很多说法，都是来源于泰山学派，自然被视为同类。况且他所指出的，正是泰山学派始终无法成为主流的原因……如果只下功夫，不注重心的修为，难免行事脱离普遍道德，被人视为异端，自然不被主流接受……这是他们一直十分苦恼，却没有意识到原因的。所以芦棚中的几个泰山学派的长老，当场就被沈默征服了，整场讲授都听得如痴如醉，频频击节叫好，等到最后，已经把他当成是承前启后、开一代新风的宗师了。

而对于‘本体派’的心学南宗长老，沈默的‘心无本体论’虽然不那么顺耳，但沈默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他们宁肯认为，这是沈默在故意骗取北宗的信任，也万万不会拆他的台。况且哪怕将来沈默仍然坚持不变，他们也不必担心，仍可借助沈默搭起的平台，宣讲自己的一套……就像徐阶其实是‘本体派’，但依然和泰州学派相互合作，各取所需，并没有发生过冲突。毕竟大家同为王学门人，只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同，大方向上是一样的。

至于传统的程朱理学家，因为沈默的学说，带着浓重的心学修正色彩，有向理学倡导的‘格物致知’回归的色彩，所以看他要比看其余王学门人顺眼得多。

还有另外一家，那就是‘实学’派，这一派讲的是‘经世致用’，立‘事功’之学，溯源于南宋永嘉学派，当时可与理学、心学并称，虽然近些年逐渐式微，但很多朝中大员，都是其坚定的信徒……代表人物是高拱、郭朴、朱衡等人，甚至张居正也在其列。无疑，实学与实心学有很大共同之处，尤其是在‘经世致用’上，双方可谓志同道合，当然会彼此欣赏了。

结果一番演讲下来，竟然大受欢迎。沈默本来只想讲一场，但在听众和泰州学派长老的强烈要求下，不断的加场。从初六到十五，接连讲了九场，起先听众只有一千多人，但从第三场开始，就达到五千多人，彻底爆满，之后每场都是如此。

但沈默很清醒，他知道自己的讲课大受欢迎，一是因为内容新颖；二是自己讲课生动风趣，又有‘六首状元’光环的加持，三是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吸引了很多人来捧场，所以场场爆满并不足喜，如果不能真正得到人们的认可，就会像流行一样，兴起得快，消灭的更快。

必须趁着正新鲜的时候，让更多人接受自己的学说，让自己的学说更深入人心，为了这个目标，沈默每次的讲学都全力以赴、使劲浑身解数，终于场场轰动，广受听众好评……甚至很多人直接住在观里，就为了能有位子，听他的下一讲。

代价就是，正月十五最后一场讲完，沈默一下台就咳血，然后失声了……棋盘胡同，沈府前书房。

“以后要少说话，非要说话也得小声细气。绝对不能吃辣的、酸的、凉的东西，更不能沾酒！”金太医匆匆赶来，看过之后，开了药，叮嘱道：“不能去人群集中的地方，不能吸入太多灰，不然一辈子都恢复不了嗓子。”

沈默苦笑着点头应下，让沈明臣把金太医送走。这时第一副药也煎好了，他端起来一尝，眉头不由拧成菊花，心说：‘真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