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六月底，皇上下发圣旨，加收剿饷。

郑勋睿看着桌上的敕书，想起明末三饷，明末三饷为辽饷、剿饷和练饷。

辽饷自万历四十六年就开始征收，名义上是为了辽东的战斗支出，平均每亩地加征九厘，崇祯四年的时候，又提高到每亩地一分二厘，每年可以多征收农业赋税六百六十七万两。

皇上下旨开始征收剿饷，就是对付流寇的，每亩地增加五厘，全年可征收两百八十万两。

至于说练饷，因为郑勋睿的穿越，迄今尚未开始征收。

郑勋睿明白，这肯定是杨嗣昌的意思，十面埋伏、四正六隅的战役，需要大量的钱粮，朝廷拿不出来那么多的钱粮，于是负担就转移到百姓的身上去了。

严格说起来，明朝的农业赋税，并不是特别重的，与之后的清朝比较起来，不算是特别多，且大明的官吏一直都呼吁朝廷不应该与民争利，必须要藏富于民，更因为明太祖朱元璋知道农民的辛苦，故而赋税定的不高。各级的官府若是严格按照赋税之要求征收，绝大部分的农户是能够承受的。

可惜实际情况绝非如此。

崇祯年间大规模的灾荒，已经将百姓逼到了绝路之上，很多地方赤地千里，就算是朝廷免去这些地方百姓的赋税，百姓都是活不下去的，故而增加剿饷，等同于饮鸩止渴。

其次就是人祸，朝廷决定征收剿饷，每亩地增加的赋税是五厘，可到下面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会变成一分左右，地方官吏可以从中大肆贪污，甚至出现了有些地方已经征收起来了剿饷，却言当地百姓困苦，无法征收剿饷。

大明的农业赋税的确不高，但苛捐杂税高的出奇，因为流寇的骚扰，也因为后金鞑子的侵袭，各地官府想方设法的以练兵或者加强防御的名义征收苛捐杂税，而这些苛捐杂税的数量，往往是赋税的数倍以上，这就让老百姓无法承受了。

农户本就无法承受苛捐杂税，土地的兼并让他们的负担更加的沉重，大明有功名的读书人，可以少缴纳甚至是不缴纳农业赋税，进士、举人和生员，分别按照朝廷的规定，可以免去多少田亩的农业赋税，正德年间之后，士大夫阶层基本不缴纳农业赋税，这是朝廷优待读书人的举措，可惜这样的举措，被士大夫充分利用起来，他们开始大规模的兼并土地，农户因为无法承担沉重的苛捐杂税，心甘情愿将土地卖给士大夫和商贾。

赋税的总额是不会变化的，也就是说官府需要征收到的粮食和银两数目不变化，并不因为土地的兼并减少，于是那些耕种土地的农户，就要承担土地兼并的恶果，他们的赋税一路增加，甚至超过田亩收入的六成，如此的情况之下，农户当然没有活路了。

剿饷的征收，将是新一轮灾难的开始。

南直隶也需要承担一定数额的剿饷，只不过这一次征收的剿饷，需要全部上缴到朝廷，南直隶不能够扣留，因为这笔剿饷是专门用于剿灭流寇的。

徐望华看着郑勋睿开口了。

“大人，这肯定是内阁杨大人提出来的建议，加征剿饷，北方剿灭流寇的钱粮就出来了，正是秋收的季节，想必朝廷能够征收到剿饷。”

“徐先生，你说的不错，这应该是杨嗣昌提出来的建议，皇上的圣旨倒也客气，说是让百姓忍受一年，吃一年的苦，想的太简单了，既然赋税增加了，怎么可能一年之后就不征收了，皇上真的以为一年时间能够彻底剿灭流寇吗。”

“属下也觉得是如此，不说北方，就说南方各地，百姓的负担已经无法承受，杭州、湖州和嘉兴的洪门禀报，当地百姓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数不胜数，百姓甚至不知道缴纳的是什么赋税，当地官府也不解释，就是一味强行的收取。”

“不错，这样的情形已经存在好多年了，当初北方的百姓大规模的造反，就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朝廷拿不出来钱粮剿灭流寇，就增加百姓的负担，这样下去，能够剿灭流寇才是怪事了。”

“大人说的是，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还不是要加入到流寇的队伍之中，这样至少能够暂时的活下来，总比等死的好。”

两人的话语尚未说完，户部尚书罗昌洛进来了。

“大人，朝廷敕书要求南直隶一共要上缴剿饷一百零七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