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天回定海县城的当天晚上，浙江都司和宁波府衙的官员相继受到了龚睿和刘敏宇的问询，这使得城里浙江三司所属官员惶惶不安，暗地里议论着这件事情，也不知道是否会轮到他们。

浙江都司都指挥使罗勇和宁波府知府王福等人很清楚，他们之所以没有像宋松和赵洋那样被抓进大牢是因为李云天想要给他们一个自首的机会，由于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审理定海县的案子故而如果他们坦白了那么可以从轻发落。

作为定海卫和定海县衙的直接上司，浙江都司和宁波府无论如何都有推脱不掉的责任，势必要受到定海县案子的牵连，这一点罗勇和王福等人心知肚明。

由于定海县的案子事关重大，再加上李云天无形中的震慑，罗勇和王福等人没有抵抗就纷纷竹筒倒豆子，把所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其实，罗勇和王福等浙江都司和宁波府的主官并没有参与到定海县所发生的事情里去，只是下令让定海县县衙和定海卫进行严查，如果无法善后的话就要追究定海县这两个军政衙门官员的责任。

宋松和赵洋曾经给罗勇和王福等人送过钱，但是纷纷吃了闭门羹，在定海县的事情没有了结前谁敢收他们的钱，这些阅历丰富的官场老油子们可是非常清楚什么钱能收，什么钱不能收。

倒是浙江都司和宁波府的那些中下级官员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不少人都笑纳了宋松和赵洋的好处，由于这些中下级官员对定海县发生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向上级禀告，这使得定海县衙和定海卫弄虚作假的事情得以被隐瞒住。

虽然罗勇和王福等人好像与定海县的事情无关，不过李云天和郑良等南京大员对此都心知肚明，知道罗勇等人是在明哲保身，刻意与定海县保持了距离，不像那些中下级官员那样不知死活地往上凑。

而且，在随后定海县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即便是下属们没有向他们汇报，罗勇和王福等人肯定也早就觉察出蹊跷的地方，但他们谁都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只想着把这件棘手的事情蒙混过去，故而面对纳西蹊跷之处置之不理。

原因很简单，以定海卫和定海县县衙的能力，无论如何都无法在此次倭寇袭击市舶司的事件中取得向他们上报那样的辉煌成绩。

按照定海卫上报的战绩，他们与倭寇的交战中伤两百六十七人，战死者九百七十三人，俘虏倭寇三十六人，歼灭倭寇五百九十一人。

定海县县衙奏报的战果虽然比定海卫逊色不少，但也可谓立下了大功，抓到倭寇在定海县眼线十余人，以及倭寇同党数十人。

去年那几十名搅得南直隶天翻地覆，迫使南京城紧闭城门的倭寇就是从浙江地界流窜过去的，由此可见浙江地方卫所的战斗力有多么不堪，小小的定海卫岂能在一战中干掉近六百名倭寇，而且自身战死者达到千人。

并不是李云天长敌人志气灭自家的威风，在他看来如果定海卫能在与倭寇的交战中伤亡一千多人，那么其战斗力绝对足以与精锐的骁武军相媲美，可这很显然是不可能的，大明各地卫所中为唯江南卫所战斗力最为低下，否则岂能容那几十名倭寇在浙江和南直隶的地面上横冲直撞？。

至于定海县县衙的那份奏报完全更不靠谱，多年来他们在倭寇事宜上都碌碌无为，岂会在倭寇偷袭市舶司货场后忽然之间大发神威擒获数十名倭寇眼线和同党？

当李云天第一次去定海卫视察时曾经对定海卫上报的与倭寇交战的战损比例二比一表示了不满，如果当时在场的人有足够灵敏嗅觉的话就应该意识到李云天并不相信定海卫指挥使赵洋的这份奏报。

实际上，无论是浙江都司、宁波府还是浙江布政使司、浙江按察使司，都不会认为定海卫和定海县衙的奏报是真的，不过大家急着从倭寇袭击市舶司货场一事中脱身，自然不会捅破这层窗户纸。

龚睿和刘敏宇的问询结束后，那些收受了贿赂的浙江都司和宁波府府衙官员被悉数关进了牢里。

见李云天下定决心要查定海县的事情，浙江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那些也收了定海县贿赂的官员心中惶恐不安，相继前去找龚睿和刘敏宇坦白，他们知道一旦将定海县的案子彻查下去的话他们受贿的事情肯定会被抖出来，故而不如早点自首。

龚睿和刘敏宇在此期间感到非常轻松，由于浙江三司和宁波府的官员都非常配合所以他们就没有花费多大的力气就使得那些收受了贿赂的官员进了大牢。

两人心里非常清楚，事情之所以这么顺利并不是他们的办案水平有多高，而是浙江三司和宁波府的人十分忌惮李云天的威名，故而根本就没有做任何抵抗就缴械投降，按照李云天以往的行事风格肯定会从轻发落他们的罪责。

虽然罗勇和王福等浙江都司和宁波府的主官没有收受定海县的贿赂，但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失察之责，因此被李云天以“江南巡察”的名义暂停了职务，协助龚睿和刘敏宇查案。

至于浙江布政使司和浙江按察使司李宜安等没有涉及定海县一事的官员，李云天让其负责定海县那些受害百姓的善后事宜，这也是浙江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的职责，李宜安等人自然不敢怠慢连忙调集物资来安抚受害百姓。

因为罗勇等浙江都司的人被停职，李云天就让武仁侯、南京守备方有道暂时掌管浙江都司的事宜，以免影响浙江都司的日常运作。